卷　首　语 才为一套新近创办的丛书写完总序，又要为新一期的杂志撰写卷首语了。那么正好，在前边那篇刚刚成型的序文中，我也刚谈到在“论文写作”这个方面，国内学界还远未能跟上“全球化”的步伐，这就使得坚持国际标准的汉语学刊，很难从本土中汲取到充足的稿源。不过正因为这样，就算是再捉襟见肘、勉为其难，我们也找到了“坚持下去”的理由。—最起码的：也要在汉语世界里“聊备一格”，以便让即使利用母语来写作，也打算写出同等分量的作者，能有一个发表和展示的园地；与此同时，也不致让别人一概而论地认为，凡是在这方水土中写出的论文，全都篇幅偏短、分量偏轻、味道偏淡…… 论文栏第一组，看似来自完全不同的论域，却也有着一定的相关性，都涉及了人类对于自身思维的信念，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生活态度。刘东认为，真正彻底的理性主义，就应去坚持理性本身的“自限性”，所以不打折扣的、贯彻始终的理性主义，便只能自我设定为“有限理性主义”。这一点，正乃“先秦理性主义”最为突出的特征；所以，也唯有由此出发，才能理解孔子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之说的精义。从这种彻底理性的立场出发，作者借助一条驳杂的历史光谱，从“宗教与理学”和“启蒙与儒学”两个侧面，分别考察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，以及它们在西方的各自对应物。而基于这种重新确立的思想定位，作者便澄清了对于儒学的长期误解，指出它绝不是那种既完全过时，又不经批判的形而上学；恰恰相反，它是要在坚守“认识本位”的思想前提下，并在由此获得的虽则有限却又可靠的价值基点上，来尝试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、迄今仍有世界性意义的“人生解决方案”。哈特穆特·莱平指出，对于宗教暴力的现有研究，总共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进路，却全都呈现为单一维度。比如阿姆斯特朗认为，暴力植根于人的大脑结构，只不过经常假宗教之名出现；巴伯罗夫斯基又认为，暴力属于人类学上的常量，而当今这种极端的暴力，又与现代集权主义相关；阿斯曼则坚持认为，宗教暴力主要还是跟一神教相关。可实际上，在古代的多神教和一神教中，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暴力，所以，我们应当更加深入到历史中，去考察这种现象的丰富内涵。当然，作者从另一方面也承认了，由于一神教的普世性和排他性，自信无所不知地垄断了真理，也确实带来了更大的暴力威胁。 论文栏第二组，聚焦于古代希腊哲学。安德雷·拉克斯的文章，先从早期哲学家对于感觉的讨论入手，指出那里原有形成概念的思想资源，这尤其指一部分感觉印象已被稳定在大脑中。可进而，作者又讨论了思想与感觉的关系，指出在早期的哲学家那里，只是由感觉来提供思想的模型，而思考活动本身却未得到足够重视，由此便使“概念”显得不那么重要。不过，早期哲学家又有关于语言起源的更多讨论，这也为理解“概念”的产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，也即从对于某个对象的命名（或重新命名），来理解这类“概念”的发生与性质。刘万瑚的文章，研读了亚里士多德《形而上学》的Θ卷，并对其中的“潜能”与“实现”概念进行了释义。在作者看来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“变动意义上”和“更多意义上”的“潜能”与“实现”。而后者相对于“变动意义上”的“潜能”与“实现”，并不是指在外延上更多，而是指在含义上更加本质、更加基础。由此再进一步来讲，所谓“变动意义上”的“潜能”与“实现”，涉及的是物理学的层次，而“更多意义上”的“潜能”与“实现”，涉及的则是形而上学的（后— 物理学的）层次。 论文栏第三组，聚焦于中国的传统农业，特别是它所使用的“自然肥料”。孟悦的文章指出，不可持续的农业，对于地球生态危机负有重大责任，所以地球生态恢复生机的希望，也不仅在于工业，还更在于有机农业。富兰克林·金的《四千年农夫》，是生态农耕运动的一部经典，它通过研究东亚农业实践，总结出粮食生产本应包含生态劳动和生态服务，这正是“永续农耕”不可或缺的部分，却又属于各种现代农学理论的缺失。《四千年农夫》这本书，曾对欧洲有机农业运动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，也引起了想在保持地力条件下增加生产的中国农学家的重视。到了当代，在地球氮磷循环系统陷入危机、威胁到全体地球生物的情况下，严肃考虑对于万物更为友善的、不包含畜牧业的生态农耕，更已属于地球公民的应尽义务了。李伯重的文章也指出，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肥料最早和最普遍的国家，施肥也是中国农业有别于其他农业的主要特征之一。而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各主要经济区中，江南在肥料的使用、生产和贸易方面，又很早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。到了明清时期，江南肥料加工处理技术已大大提高，大部分传统肥料都要经过加工，腐熟和制造混合肥料成为常用方法。当时，由于肥料使用量和生产量都有大幅增加，而使用量的增加幅度又大于生产量的增加幅度，故而除了开发本地肥源外，也从北方大量输入豆饼或豆（用以榨饼），从而基本解决了缺肥问题，实现了江南农业史上的“肥料革命”。 论文栏第四组，转移到了中国古代文学。刘宁聚焦于唐代的文章指出，韩愈古文中的议论之作如“五原”、《师说》，不骋辩锋、弘扬儒道、攘斥异端，乃是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之外的独创。这类文体背靠确定的伦理意涵，对核心概念提出了明确定义，成为后世儒学理论的先声。“五原”类文体强调破邪义、别同异和明高下，表达了回应佛老挑战、提倡儒家伦理的用心。从文学史内在理路来看，韩愈继承了儒家的正名思想并加以创变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议论方式和行文结构，从而构成了韩文气势高亢的创作肌理，呈现出他对儒家传统的返本开新。黄卫总聚焦于明代的文章指出，钟惺1610 年参加会试成功，遂与许多同期参加科考者建立了友谊。他在京师形成的同年社交网络，不仅对其官场中的行走必不可少，也对其文学声誉的传播、诗歌理论的影响都至关重要；只是，这也使他不由自主卷入了晚明的党争。与此同时，一些与钟惺最为交好的朋友，却又跟科场与功名无关，从而帮他建立了另一个可选的世界，在那里，悠闲的审美活动占据了主导位置。从钟惺对党派政治的厌恶，以及对个人品行的坚守，可知他确在企图重新定义友谊的道德标准，以适应明末愈发严峻腐恶的党派政治。 评论栏中，作为清华国学院“院史工程”的一部分，张晓伟回顾了王力的学术生涯，并梳理了这位杰出院友的贡献。对于王力早年所获“十四箱书”的作用、清华国学院不同导师的作用、欧洲实验语音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，作者均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解释。此外，作者也分别从汉语语音学、汉语语法学、汉语词汇学、汉语与周边语言对比研究、汉语诗律学等方面，总结了王力作出的学术贡献。作者的较有心得之处在于，认为王力的汉语语法学重视语言心理，他在五十年代的汉语词类研究，蕴含着高度的语言理论，而他的词汇学至七十年代后，始真正成熟，并在解释汉语早期词汇生成等方面，具有巨大生发能力。 最后再来回顾开头的话题。我们无论在编辑部，还是在研讨班，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从来都没见过“最好”的文章，它永远有待于学界的努力，也可能就来自哪位的“下一篇”。此正乃“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”之意。可无论如何，这既不能当成原谅自己的口实，也不能当成搪塞别人的遁词，由此便去一味地铺叙陈说，机械地积攒自制论文的篇数。—也就是说，就算眼下的成果未必尽如人意，我们只要打算发笔写作了，总要先独具只眼地看出了什么问题，又要匠心独运地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唯有在如此“精于炼意”的基础上，再来谋篇布局、层层推进，而触类旁通、广征博引，而纵横捭阖、神完气足，我们才可能获得稍许的进境，也才可能把自己所获得的进境，叠加到人类总体的“知识增长”中。